师者良心

船长-葛旭

(一) 商业化教育的引诱与隐忧

首先,我想提出一个这样的命题:
教育的普世性和神圣使命,同商业的逐利本质之间的矛盾,在对自由市场的片面理解下,不可调和;而在康德原则规范下的自由市场中,可以通过理性调和。
这是一个晦涩的命题。我不期待有多少人有耐心去读下面的论述,我也不能保证下面的论述能在超越我认知边界的范围内被证明。但我仍然想试一试。
出于各种难以言说而又心知肚明的特殊国情,教育者对于公立教育改革幅度的耐心正在逐渐丧失。就过去的四十年历史巨变来看,但凡商业化程度彻底的行业,都实现了大幅度的扩张与升级。然而,商业的本质是追逐利润(工具价值)的最大化,教育的本质是追逐人性光辉(内在价值)的最大化。商业化教育这五个字听 起来就异常尴尬。
简单地讲,在商业化的教育中,消费者以学生的身份出现在课程产品中,学生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在购买行为中。教育者需要完成的使命是:敏锐地看到学生 们距离一种「完备的人性」还有多大的差距,缩小这个差距的事物就是「所需」(Need)。而商人们需要完成的使命是:敏锐地看到消费者距离一种「完美的享受」还有多大的差距,缩小这个差距的事物就是「所欲」(Want)。
如果我们讨论的「产品」或者「消费品」是一款手游或是一个肉夹馍,那么这种产品本就是为了满足「所欲」而生。
但当我们的「产品」是一门能迅速让思想升级但十分艰深的哲学史学课,或是一个让你不断跳出舒适区的学习社群,那么这种产品就是为了满足「所需」而生。
而如果教育者在市场的大浪中迷失了方向,则他很可能将学生们的所需,暗自替换成所欲。比如,提供一门名叫「三天搞定 XXX」「五天玩转 YYY」「一小时通晓 ZZZ」的课程要远比一门名叫「政治哲学导论」的课程更容易获得大量的关注和流量,从而更容易变现、向投资人画饼、从实入虚,赚得盆满钵满。我不知道三天、五天、一小时能搞定什么,但是我知道三天五天一小时搞不定什么。我也清楚政治哲学作为三大哲学命题中价值论的重要分支,学生如果花两三个月时间学习,就能够实现对所有人类组织中「做出正确选择」这一命题近乎本能般地看透本质。
我想,对于上面所说的情况,很多教育行业或培训行业的课程提供者都会有如下的辩词:「道理我都懂,但商业竞争的压力不允许我这样做。」
不仅仅是这样,我在过去的几年里还不断收到很多正面的褒扬说「孤阅靠道德的力量坚持着底线与原则」,或者负面的讽刺说「孤阅无非也是打着博雅教育的幌子虚伪地圈钱」。我很能理解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因为不仅位置决定立场(屁股决定脑袋),哲学思考的深度也决定立场。但遗憾的是,这些看法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
我从未靠某种读书人的清高和利他主义的圣母心来坚持底线与原则,而恰恰相反,我坚持博雅教育和人文通识这条极难路线,正是来源于理性的利己主义。
现在大多从事商业化教育的创业者,都会这样思考:他们将课程理解为产品,将学生理解为消费者。那么卖给消费者的产品自然要听从消费者们原始的欲望,即什么课程博眼球、敢吹嘘、段子逗、老师帅就能大卖——产品终于唯狂暴非理性的市场马首是瞻。
然而,在今年的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演讲中,我给出了自己的回应。在此摘录演讲稿中的一段:
Normally, the motive of developing a product is driven by the preference of consumers, in our case, the students. Most likely, curriculum developers would slip into a dilemma where they have to choose between a course that catches the most eyeballs but not really benefits its audience and an essentially useful course that doesn’t hatch a market fad. However, when I apply the Kantian ethics “treat people as an end” to commercialized education, I would automatically consider my students as my finest products. Thus whatever courses I develop would spontaneously circumvent the trap into which a stereotypically tunnel-vision businessman would fall, since all I care is (1) whether my final creation, my students, would become the most beautiful minds, and (2) whether the raw material, my classes, could contribute to this mission of mind engineering.
翻译过来大意是这样的:
一般来说,开发一个产品的动机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在我们这里,消费者就是我们的学生。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课程开发者往往陷入到一种两难困境中:他们要么选择开发那种并不有利于听众但博眼球的课程,要么开发一种在市场中掀不起一丝波澜但极其有用的课程。然而,当我将康德原则「总是将人看做的最终目的」应用到商业化教育时,我自然而然地会将我的学生当成我的最终产品。这样,无论我开发什么样的课程,我都会自然而然避开任何一个能让短视商人轻易陷入的陷阱。因为我总共只关心两件事:1. 我的终极产品(学生们)是否会成为最美丽的头脑;2. 我的原材料(课程)能否为这思想工程的任务献一份力。
上面所说的「康德原则」是指康德定言令式的第二命题中提及:
根据这条原则,我将我的学生们理解为终极产品。那么课程就变成了初级产品。那么初级产品符合的到底是终极产品的「所需」还是「所欲」呢?我想答案已经非常明确了。
对自由市场片面的认知是危险的。经济学专业的新手们经常将市场中的交易人设定为理性人,然后把供需关系当成金科玉律——需求决定供给,进而产生交易。然而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没有道德或良好秩序约束,根本不会产生市场。因为需求根本不会产生交易,而是产生抢劫。我们所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资之所以为本,是因为有着严刑峻法的约束——在合法暴力机构的火器面前,无人敢于真正任意剥夺其他人的生命与财产。
可是,那些投机钻营的小聪明和搭顺风车的蝇营狗苟之辈,利用制度的漏洞,本身就已经让任何执法者无法可依,故而任何法律都无法阻止市场投机行为。只有一种方式,即靠逻辑与理性推演出只有依靠康德式的道德原则,才能打破囚徒困境,跳出零和游戏,进而实现所有人利益的最大化,我们终将获得自由。
如果你没有看懂上一段的论述,你只需要记住下面的结论:
你不需要通过利他的方式牺牲个人利益才能维系美好的道义;你也不需要做一些道德沦丧的坏事才能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相反,做一个遵守道义的人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如果这个结论跟你的理性与直觉相悖,则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你所预设的前提并不全面,你所知晓的并不包含全部的变量。我想,你可能需要来孤阅系统地学习一下政治哲学。
最终,我说回到教育培训领域。我曾经在一个纳斯达克上市的培训机构任职,培训新教师。获得显著进步的教师普遍都符合「将学生看成最终目的,而非仅仅是实现目的之手段」的原则。即,他们会去思考并行动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教书到底是为了秀才华,还是为了学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而迟迟不得其法的教师,基本上都有下面两个特征:1. 讲课要省着讲,生怕时间到了无话可讲;2. 花大量的精力编各种段子以取悦学生。
无论是「省着讲」还是「编段子」,无非因为自己肚子里的墨水是极其有限的,勉强够自己的学业修为,然而想作用于一众学生恐怕还是捉襟见肘。再向本质说一下,无非就是:只有当你对「我的学生会通过我的课程最终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一目标都不敢相信的时候,才会开始想尽一切旁门左道的手段,至少维系自己在这个行业里的饭碗。

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最开始我们的命题:

教育的普世性和神圣使命,同商业的逐利本质之间的矛盾,在对自由市场的片面理解下,不可调和;而在康德原则规范下的自由市场中,可以通过理性调和。

对这个命题的证明,存在于我刚才的整条逻辑链叙述中。感谢你能忍住困倦读到这里。但这条逻辑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如果你是我的同行,并且愿意根据这个命题进行实践,请到孤阅的课堂里来找到我,我愿意开源所有能够有助于康德原则落地的资源与帮助。

(二)寄予门徒的期望

就在我发出这篇文章的瞬间,距离我参加那场噩梦般的高考已经整整十年了。

按常理说,我是最不该批判高考为「噩梦」的人。因为在很多人眼里,我是高考的胜利者和既得利益者——高考让我有幸前往北大读书,有幸让我成为了「别人家的孩子」。我记得很清楚:当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到达的时候:中国邮政的小面包车前面系着红花,邮递员满脸堆笑地将那信封送到我父亲的手上。他的脸上绽开了幸福的笑容。那座屹立在亿万吨石油资源上的号称「南满之花」的小城里,很多人都认为我十年寒窗一朝中举,从此将走上人生巅峰。

我当时也觉得是美梦成真。

而这十年来,我慢慢地意识到,那所谓的美梦的成真,不如说是噩梦的苏醒。

这十年来,我意识到了一个最为关键的命题:

大陆地区的公立教育只能回答「是何」的问题,无法回答「为何」的问题,更遑论教授学生「如何」回答「为何」的问题——这种教育是根本没有繁殖力的。

我们生活在每个人都在标榜「不自由,毋宁死」的时代。我们的国度在最近四十年内对经济自由的松绑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割裂。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一个至简的道理:获得本来没有的自由需要付出等量的代价。一个所有事情都被党和政府、家长和老师打理好的孩子,突然间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势必要承担被暴露在残酷市场竞争中风险的冲击。我们曾经的生活,就好比悬浮在空中的牢笼。当你仰头看牢笼的天花板时,自然会发出渴望自由的呐喊。但当自由突然出现的时候,你不仅如愿地拆掉了天花板,也意外地失去了地板,坠入阶级战争的深渊。自由中存在的秩序,其实就是原来由强政府构建的天花板变成了由其他自由人构建的天花板。对于很多人来讲,这并不是什么乐观的境遇。

我在这十年中,遇到了太多的年轻人。他们老成世故,他们目光黯淡,他们让我看到了文革一代的影子。我记得《神秘博士》中有一集,博士对着 Gibbis 说的一句话:

「你们的文明是这个星系中最古老的文明,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你们种族的普遍懦弱根本不是天生使然的古怪,那是一种狡诈与侵略性。那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其他有血性的种族都消失了,你们那点儿没骨气的基因仍然能存活至今的原因。」

如果说我的文明只有靠装孙子与耍小聪明才赖以延续苟延残喘的话,那生不如死。
如果让我形容一下这些年我遇见的教育领域的怪现状,大概是这样的:

当我拿出种子的时候,有人哂笑说这点儿东西够吃几口。

当我在打地基的时候,有人哂笑说难道你要住在地下么。

当我向后拉弓的时候,有人哂笑说难道箭不是要往前射么。

黄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好:「凡是看似无用的学科,几乎都是因为你不会用。一旦学会,则其杀伤力无法想象。」
做有骨气的事情没那么难。那些跟我摆事实讲道理,有事怨体制、没事赖社会的人,我只想这样回应:你读的书走的路还没有积累到有足够的事实跟我摆,你的逻辑的粗糙度还不足以支撑你能把任何道理讲明白。那些所谓从高考中得出「读书无用论」和「知识无用论」的歪理邪说,我只想这样回应:通过高考的那些连「为什么」都不会问的学生,根本就没有读过书,也没有学过知识。知识本身的定义就是 Justified True Beilief。你连 What 都没质疑过,哪来的 True?你连 Why 都没诘问过,哪来的 Justified?你连 How 都没实践过,哪能 Believe?终极三问在当学生的十多年里一个都没思考过,谈何知识?「高考无用论」倒有可能是真的,但是读书和知识不背这个锅。
然而既然选择做教育,我们就必须是实干家。抱怨归抱怨,坐下来还是得翻开书跟孩子们一页页讲。如果所有的孩子都能瞬间想明白这些道理,能够打破知识的诅咒,那要我们这帮人何用?
不过,上面的一番话也仅针对我观察到的一部分孩子,我不能偏激地以偏概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幸,我也遇见了为数众多眼中闪现着光芒的学生们。下面的话,为师可能要再啰嗦一遍了,我希望你们成为的人是这样的人:
做一个完备的人——寻找有质疑有行动的自主性,恪守「人是最终目的而不仅是实现目的之手段」的人际互惠的信念,要对自身局限性有清醒的认知和谦卑的态度,具备在自由的敌人面前永不妥协的、捍卫自由的勇气。
一个完备的人不会盯着制度的漏洞而去洋洋得意地搭乘时代的顺风车,而是凭借强大的道德律敦促自己主动冲击人类文明的前沿;一个完备的人不会用市场的简单逻辑将他人看做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而坚信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每一个个体的美好——在利益的冲击面前,这种信念设置了你们思考与行为的底线;一个完备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完备,而是「渴望完备」。你们的心胸必然是开阔的,宽容、谦卑,善于聆听。任何了不起的成就都不会让你们妄自尊大。在生命行将结束之时,你们应该像苏格拉底一样,道出「吾之所知乃吾无知也」;一个完备的人不是在自由的敌人大举入侵的时刻躲在避难处摇身一变,换上那一副嘟嘟囔囔的既得利益受害者楚楚可怜的嘴脸。你们不应该站在文明的废墟上毫无建树地发泄自己的沮丧。

你们不应该是躲在暗处的鼠辈,

而应该是挺身而出的仗剑者。

你们应该是人类尊严的最后防线。

我想,我没有再多的话可以嘱咐你们了。

船长